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走下飞机的除了苏联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作为毛泽东的亲人，毛岸英的人生经历充满磨难。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清水塘，1930年11月母亲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年仅八岁的毛岸英在上海领着弟弟岸青、岸龙以拾破烂、捡煤渣、推人力车谋生。
　　1936年之后他客居苏联，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连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反攻德军的战争，随苏军攻克了柏林并远涉波兰和捷克等国家。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又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他14岁到23岁在苏联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表现非常突出，为苏联的卫国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到延安的毛岸英，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很长，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的意见，说话随便，有时也不讲究方式方法。他还爱穿在苏联时的服装，总想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
　　一天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住地把毛岸英叫来，两人坐在屋外大柳树下的石桌旁亲切交谈起来。毛泽东看着儿子认真地说：“岸英，你现在回国了，不是在苏联，要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和别人说话。”毛岸英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问道：“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
　　毛岸英回答：“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
　　毛泽东抬头看着儿子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郑重而又严肃的表情继续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
　　毛岸英看了看父亲，愉快地答应了。
　　他答应父亲的要求之后，开始向周围的人了解陕北农民的生活情况。毛泽东也找贺龙商量，决定把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吴满有家劳动。
　　上劳动大学的经历注定将改变毛岸英的人生价值观。
　　1946年初春的延安，春寒料峭，在通往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的山路上，毛岸英精神抖擞地走着，他已经在这片蜿蜒起伏的高原上步行了几十里，前方，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吴家枣园，那就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临行前，毛泽东特意让毛岸英脱下西装，穿上了自己打过补丁的旧灰布衣裤，十足的农民打扮。在贺清华、周西林等人的陪同下，毛岸英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来到了吴满有家。
　　吴满有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个子高高、头发浓黑的年轻人。
　　农家人质朴，没有过多的客套话。为了让毛岸英住得好一些，吴满有特意在窑掌火炕上面又铺了一块床板，他知道南方人睡不惯火炕。而毛岸英从见到吴满有的第一面就已经打心底里喜欢上了这户纯朴的陕北人家。他高兴地喊吴满有“老师”，同家庭的每位成员一一打招呼。
　　毛岸英得知吴家的长子仲富比自己稍大时，便真诚地说：“我叫你哥吧？”听到这话，吴仲富先不好意思起来：“不用，不用，就叫我名字好了。”从此，吴仲富跟弟弟仲贵便同这位莫斯科归来的洋学生交上了朋友，而毛岸英也多了两个农民兄弟。
　　遵照父亲的安排，吴仲富开始手把手地教毛岸英务农。
　　每天早晨起身后，吴仲富便领着毛岸英和家里的雇工到山上开荒地。吴家在南山里要挖出六十多垧坡地，满坡洼的梢林、柠条、龙柏、麻芮子、狼牙刺、酸枣刺等都要一一刨净，这种劳动强度往往超出常人的承受力，但毛岸英坚持了下来。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没有放弃；他的手腕在砍树根时被震得疼痛难忍，也没有放弃。一天天下来，毛岸英瘦了，黑了，但身体更结实，人也显得更精神了。
　　对毛岸英的表现，吴仲富看在眼中，记在心上，更加上心地帮助和教导他的这位小兄弟。在开荒地时，毛岸英抡镢头的姿势不对，步子配合不上，踉踉跄跄只顾往前冲，吴仲富便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复复地做动作给他看，直到毛岸英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为止。
　　毛岸英一个月回一次延安。在学习劳动期间，衣服破了自己缝，扣子掉了自己钉，还学着烧火做饭，焖黄米干饭，炒酸菜粉条，蒸米饭热馍馍，什么都干。他和吴满有一家老小及帮工的后生们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有一次，他在山上劳动间隙休息时，比他大三岁的长工杨培柱说：“听说你在苏联当过红军，打过仗，敢不敢和我摔跤？”毛岸英看了看杨培柱，站起来脱下外衣，走上去就抱住杨培柱。他俩在山地里滚来滚去，弄得黄土纷扬，不分输赢。
在村里人眼里，毛岸英这个小伙子没有架子，从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
　　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毛岸英总是不忘关心革命的发展，每次回到延安见到父亲都要向他请教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毛岸英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提前一天赶回延安，成为参与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组成员。会议召开期间，他不仅在会议上听各位领导、参议员的讲演和讨论发言，而且与记者们一道学习、釆访、探讨问题，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及“三三制”政权、土地改革、精兵简政等边区政权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较深理解，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水平。毛岸英对边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感触尤深，从而加深了与陕北人民群众的感情。
　　会议结束后，毛岸英返回吴家枣园前向父亲汇报了这次工作，谈了一些在苏联和延安政权建设方面的不同感受，并指出需要更加密切党与广大老百姓的关系，他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满意地说：“你收获不少，是努力了。”毛泽东还特意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看见他手上的血泡，毛泽东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之后，毛岸英在劳动和学习上更加努力。
　　1946年的秋天很快到来，吴家又获得了大丰收，毛岸英和吴家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丰收里面，也有着他实实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时，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去了吴满有家好几次，让吴满有赶快把毛岸英送回延安。可毛岸英还是照旧干活吃饭，丝毫没有走的意思。最后，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到了延安。毛岸英在吴满有家参加劳动大约有半年时间，从“劳动大学”毕业再次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通过了保卫延安的命令，随后，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毛岸英也跟随中宣部撤到瓦窑堡一带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1947年4月，他又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由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小组，从此告别了延安，也告别了陕北这块热土。
　　毛岸英自1945年12月初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到1947年4月离开，一共在延安生活了17个月。他在延安近一年半的生活中，上“劳动大学”的经历无疑是最难忘的一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毛岸英还从北京给这个他曾拜师务农并留下难忘回忆的村子寄去一封信，问候大家，信中还邮去了六张照片。第二年，他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部队开赴朝鲜战场，牺牲在那里。
　　如今，只有坐落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烈士陵园里那冢竖着石碑的毛岸英之墓，在默默地凝望着祖国、凝望着流淌着延河之水的大西北和黄土高原沟壑之中那个他当年上“劳动大学”的农家庭院。